颜元平生注重习行,不尚空谈,故着述不多,有《存学编》四卷,《存性编》二卷,《存治编》一卷,《存人编》四卷,《朱子语类评》一卷,《礼文手钞》五卷,《四书正误》六卷,《习斋记余》十卷等。他的门人锺锌将其言行辑录成《习斋先生言行录》及《习斋先生辟异录》。生平事迹则详载于李恕谷、王源所辑《颜习斋先生年谱》中。

颜元是清朝着名的思想家、教育家,他的教育观点主张“习动”、“实学”、“习行”、“致用”几方面并重。他批判传统的宋明理学的教育主张,继承和推崇孔子的教育思想,强调六德、六行、六艺的发展。总之一句话,他批判自汉朝以来重文轻实的教育主张,而提倡实学。

颜元认为中国学术思想演化大势,自孔孟以后,气运日降,儒业日毁,“孟子后之道之学,二千年总成一大谎。”具体认为:“秦火之后,汉儒掇拾遗文,遂误为训诂之学。晋人又诬为清谈,汉唐又流为佛老,至宋而加甚矣。仆尝有言,训诂、清谈、禅宗、乡愿,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,而宋人兼之,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!仆窃谓其祸甚于杨墨,烈于嬴秦。每一念及,辄为太息流涕,甚则痛哭!”

首先颜元批判传统教育,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教育主张。认为传统的教育已经脱离了实际,不能培养出实干型人才,无法带领国家走向更好的未来。他甚至曾说:“误人才,败天下事者,宋人之学也”。另外对于传统教育,将“义”和“利”;“理”和“欲”对立起来的想法是十分偏见的,实际上二者并不存在明确的对立关系,认为“正其谊以谋其利,明其道而计其功”。

颜元学说与程朱理学有根本分歧,主要是两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是关于气质之性的善恶问题。宋儒在观察宇宙和人生时,提出了“理”、“气”两个基本概念。虽然也说,理、气是不可分的,但又认为,理是最根本的、第一性的东西。朱熹说:“未有天地之先,毕竟也只是理。有此理,便有此天地。”在人性论问题上,朱熹同样地把“理”与“气”作为性的根源。认为人禀赋天理产生“天命之性”,禀赋气质则产生“气质之性”。我国先秦时期的孟子,只说人性是善的。而说人有“气质之性”,则是宋代二程的发明。朱熹继承此说,认为人的天命之性是“浑然至善”的,专指理而言。而人的气质之性,是理与气杂而言之,人禀受气时有深浅、厚薄、清浊的不同,故性有善和恶的区别。气质之性是万恶的根源。

除了批判传统教育之外,还对当前的八股取士制度表示了厌恶,甚至可以说是憎恨。他特别明确的指出了八股取士制度,对当前学校教育的危害,对八股取士进行了猛烈的抨击。认为这种取士制度,不仅不能选拔真正的人才,反而会将学生引入歧途。他说:“天下尽八股,中何用乎!故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,无学术则无政事,无政事则无治功,无治功则无升平矣。故八股之害,甚于焚坑。”颜元的这种思想,放在今天来看是十分正确的。毕竟的确是越来越严苛的八股取士制度,限制了人们的思想,使得众人都被束缚在方框里。以致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百家争鸣思想热潮的中国,在近现代思想的发展却停滞不前。

对程朱的理气二元论及理先气后的唯心主义见解,颜元持不同看法。认为不能把理与气割裂。“若无气质,理将安附?”“气即理之气,理即气之理。”表现了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。特别是在人性论上,颜元坚持孟子的性善说,反对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,以及认为气质之性是恶的说法。“若谓气恶,则理亦恶,若谓理善,则气亦善。盖气即理之气,理即气之理,乌得谓理纯一善而气质偏有恶哉!”他以眼睛作比喻:“譬之目矣,眶、疱、睛,气质也。其中光明能见物者,性也。将谓光明之理专视正色,眶、疱、睛乃视邪色乎?余谓光明之理固是天命,眶、疱、睛皆是天命,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,何者是气质之性。只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,光明能视即目之性善,其视之也则情之善,其视之详略远近则才之强弱,皆不以恶言。”那么,恶是哪里来的呢?颜元的回答是:来自后天的引蔽习染。他说:“岂不思气质即二气四德所结聚者,乌得谓之恶?其恶者,引蔽习染也。”譬如人的衣服若着尘触污,人见其失本色而厌观之,命之曰污衣,其实乃外染所成。仅需清洗以去其染着之尘污,虽极垢敝亦不可谓衣本有污。

颜元推崇“实”的教育而抨击“虚”的教育,他认为尧舜周孔时代的学术便是“真学”、“实学”,所以大力提倡当时的“六府”、“三事”、“三物”。强调孔子留下的“三物”教育。“三物”实际上就是《周礼·地官》所云的“六德”、“六行”、“六艺”。“六德”指:知、仁、圣、义、忠、和。“六艺”指: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“六行”指:孝、友、睦、姻、任、恤。其中“六艺”是根本,“六德”、“六行”分别是“六艺”的作用和体现。

颜元进一步指出,宋儒认为气质之性为恶的说法,会导致一个严重的社会后果:“将天生一副作圣全体,参杂以习染,谓之有恶,未免不使人去其本无而使人憎其本有。蒙晦先圣尽性之旨,而授世间无志人一口柄。”他着《存性编》的目的,正是为了“使人知为丝毫之恶,皆自玷其光莹之本体。极神圣之善,始自充其固有之形骸。”

颜元一手创办的漳南书院可以说是颜元这种教育思想的最好体现。在漳南书院的课程表中,包括有:

第二个方面是关于为学的内容与途径问题。颜元极为看重儒家经典学术思想及儒学人才的社会作用,认为这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。他说:“盖学术者,人才之本也。人才者,政事之本也。政事者,民命之本也。无学术则无人才,无人才则无政事,无政事则无治平、无民命。”而要使学术起到经世致用、扶危济难的作用和培养出匡时济世的人才,必须反对空谈心性,重视实事实功。他响亮地提出了“利者,义之和也”的命题,对千百年流行的董仲舒的说教进行了修正。他说:“以义为利,圣贤平正道理也。……孟子极驳利字,恶其掊克聚敛者耳。其实义中之利,君子所贵也。后儒乃云:‘正其谊不谋其利’,过矣!宋人喜道之,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。予尝矫其偏,改云:‘正其谊以谋其利,明其道而计其功。’”

文事斋:课礼、乐、书、数、天文、地理等科;

由此,在为学的内容方面,颜元旗帜鲜明地起来反对宋明理学的空疏无用,主张学习实事实物。他认为,尧舜周孔时代的“六府”、“三事”,“三物”,才是真学、实学。“唐虞之世,学治俱在六府三事,外六府三事而别有学术,便是异端。周孔之时,学治只有个三物,外三物而别有学术,便是外道。”所谓“六府”,是指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、谷而言;所谓“三事”,是指正德、利用、厚生而言;所谓“三物”,是指六德、六行、六艺而言。具体地说,就是封建社会中修己治人、经邦济世的实用之学。如他在解释正德、利用、厚生时称:“齐明者,正吾身之德也;耳聪目明肢体健,利吾身之用也;寡欲积精、寡言积气、寡营积神,厚吾身之生也,否则非尧舜之修身也。闲男女之邪心,饬彝伦之等杀,正一家之德也;宫室固、器皿备、职事明,利一家之用也;仓箱盈、凶札豫,厚一家之生也。建学校、同风俗,正一国之德也;百工修,百官治,利一国之用也;仓府实、乐利远,厚一国之生也,否则非尧舜之齐治也。”

武备斋:课黄帝、太公及孙、吴五子兵法,并攻守、营阵、陆水诸战法,射御、技击等科;

在上述各项内容中,他最经常和明确强调的是“六艺”,即:礼、乐、射、御、术、数。还常将礼、乐、兵、农并举。如说:“礼乐圣人之所贵,经世重典也,而举世视如今之礼生吹手,反以为贱矣。兵学才武,圣教之所先,经世大务也,而人皆视如不才寇盗,反皆以为轻矣。惟袖手、文墨、语录、禅宗为至尊而至贵,是谁为之也!”他强调礼,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目的出发的:“圣人之道,莫大于礼。……国尚礼则国昌,家尚礼则家大,身有礼则身修,心有礼则心泰。”他反对重文轻武,则是对宋以后士林风尚的直接批判:“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,甚可羞。无事袖手谈心性,临危一死报君王,即为上品矣。”

经史斋:课《十三经》、历代史、诰制、章奏、诗文等科;

在为学的方法上,颜元猛烈地抨击理学家的读书静坐、居敬穷理,认为最重要的莫过于习行实践。他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朱子教人半日静坐,半日读书,无异于半日当和尚,半日当汉儒,试问一日十二时辰,哪一刻是尧、舜、周、孔?”又说:“终日兀坐书房中,萎惰人精神,使人筋骨皆疲软,以至天下无不弱之书生,无不病之书生,生民之祸,未有甚于此者也。”读书过多,不仅无益,而且有害:“读书乃致知中一事,专为之则浮学。”因此,只有习行才是最关重要的:“吾辈只向习行上做功夫,不可向语言文字上着力。”“心上思过,口上讲过,书上见过,都不得力,临事时依旧是所习者出。”关于习行的思想,是颜元平时强调最多的。这对于反对当时理学的空疏无用,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。自然,他所主张的习行的内容,主要是指封建社会儒士阶层的政治实践与道德实践,也包括一些国计民生所需的实用知识与技能。

艺能斋:课水学、火学、工学、象数等科;

有一回,一位学者不甚清楚孔孟实学实行与程朱静坐读书的差异,颜元便用极为形象的语言,描绘出两幅裁然不同的画面:“请画二堂,子观之:一堂上坐孔子,剑佩觽,决杂玉,革带深衣,七十子侍。或习礼,或鼓琴瑟,或羽籥舞文,干戚舞武,或问仁孝,或商兵农政事,服佩皆如之。壁间置弓矢、钺戚、箫磬、算器、马策,各礼衣冠之属。一堂上坐程子,峨冠博服,垂目坐如泥塑。如游、杨、朱、陆者侍,或反观打坐,或执书吾伊,或对谈静、敬,或搦笔着述。壁上置书籍、字卷、翰砚、梨枣。此二堂同否?”当然,这里所描绘的孔子教育弟子的场面,实际已熔铸了颜元自己的理想。

理学斋:课静坐、编着、程、朱、陆、王之学;

颜元在肥乡主持漳南书院时,曾议定书院规模,更是全面、具体地显示了他的学术与教育主张:

帖括斋:课八股举业。

书院建正庭四楹,曰“习讲堂”。

可以说是包括了各个方面,力争培养出真正的实干型人才。

东第一斋,匾额曰“文事”,课礼、乐、书、数、天文、地理等科。

颜元一生的教育思想,都在于“实”字,以“实”代“虚”。不仅尽量教育学生各个方面,并且强调在实践中学习,验证自身所学。

西第一斋,匾额曰“武备”,课黄帝、太公,以及孙吴诸子兵法,并攻守、阵营、陆水诸战法,射、御、技击等科。

为学从切实处下手,自不落空。

东第二斋,匾额曰“经史”,课十三经、历代史、诰制、章奏、诗文等科。

志不真则心不热,心不热则功不贤。

西第二斋,匾额曰“艺能”,课水学、火学、工学、象数等科。

寡欲以清心,寡染以清身,寡言以清口。

书院大门内东侧,曰“理学斋”,课静坐,编着程朱陆王之学。大门内西侧,曰“帖括斋”,课八股举业。此二斋“为吾道之敌对,非周孔本学,暂收之以示吾道之广,且以应时制,俟积习正,取士之法复古,然后空二斋”。

人才为政事之本,而学校尤为人才之本也。

颜元的这种规划,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,确属别开生面的创新之举。

教以济养,养以行教,教者养也,养者教也。

忧愁非书不释,忿怒非书不解,精神非书不振。

君子处事也,甘恶衣粗食,甘艰苦劳动,斯可以无失矣。

一风俗而成治功,莫善于取人以德,其本莫重于谨痒序之教。

教子十过,不如奖子一长;教过不改也徒伤情,奖长易功也且全恩。

人之岁月精神有限,诵说中度一日,便习行中错一日,纸墨上多一分,便身世上少一分。

为爱静空谈之学久,必至厌事,厌事必至废事,遇事即茫然,故误人才败天下者,宋学也。

有圣贤之言可以引路。会乃不走路,只效圣贤言,便当走路,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,卒之荡荡周行道上,鲜见其人也。

立言但论是非,不论异同。是,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。非,则虽千万人同,不随声也;岂惟千万人,虽百千年同迷之局,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,竟不必附和雷同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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